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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一桩馒头引发的血案  

2011-02-18 16:03:19|  分类: 怀旧性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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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四十年前发生在黑龙江鹤立河农场五分场的一起群体性事件。事情的过程在记忆中已经有些模糊了,但只要想到那个年代那段人生经历,这件事总是首先涌现在我的脑海。

要说清楚这件事,还须先扯远一点,从我当知青说起。1971年10月16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们杭州有300多名学生告别家人,坐火车离开家乡,到黑龙江鹤立河农场去支边。路上走了4天,10月20日到达佳木斯与鹤岗之间的“鹤立”车站。这个车站是个小镇,也是鹤立河农场总场所在地。下了火车,只见小镇低矮的房屋灰蒙蒙的,四周满目萧瑟。我们的心也是一片冰凉。农场安排我们转乘四轮拖拉机(当地称“叶拖儿”),往东面的一条荒路上又走了三四十里,大部分人到了五分场,一小部分人去了东分场。

我们是文革期间杭州上山下乡运动中最后一批去黑龙江的知青。按年份排起来,68年、69年就上山下乡的是“老三届”,70年下去的是“新二届”,我们71年下去的有时和“新二届”合在一起称“新三届”。“新三届”这个称呼有它一定的道理:老三届、新三届,合在一起共九届中学毕业生,都是有人到黑龙江、内蒙等边疆地区支边的,自我们这一批后,浙江再也没有出省的知青了。

我们这一批知青是71年应届初中毕业生,年龄相仿,都在十六、十七岁左右。这一点与老三届明显不同,老三届知青是66年到68年的高中、初中六届毕业生同时下乡,年龄上有层次,大的已经二十二三岁了。而且老三届在文革中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而我们这一届刚离开校门,对社会完全陌生,啥也不懂。所以相对来说,老三届要比新三届,尤其是我们这一届成熟许多。

鹤立河农场地处号称“北大荒”的三江平原,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场。我们到了五分场,大部分人被分配在一、二两个连,成为五分场农田劳动的主力军;还有一小部分人被安排到三连(畜牧连)一个专门种菜的排里劳动,大家称之为“菜排”。我所在的是一连,连长叫刘家柱,指导员叫易初文,都是五十年代就来农场的转业官兵。一连下辖四个排,一、二排是男生,三、四排是女生。四个排长都是69年到农场的老三届知青,其中一排排长是个东北知青,名字不记得了;二排排长叫陆惠豪,是宁波知青;三排排长叫罗丽华,是杭州知青;四排排长叫周晓岚,也是杭州知青。我是二排的,同在一个排里的还有吕源、汤建民、周锡良、张国民、吴建新、肖建国、韦志坚、楼定洲、陈长新、柴立民、朱忠毅、陆国庆、顾绍林、孙文良、毕金水、沈金宝、寿益民、吴淼龙、金国强、王国良、王槐英、陈幸福、魏金木等等。

我们一连有三栋平房,前后分成三列。每栋平房分隔成东西两大间,每一间可住一个排,大约30人。第一栋平房住的是女生;第二栋住的是男生;第三栋是全连的食堂。这种大统间的住宿格局是有历史成因的。因为鹤立河农场原来是个劳改农场,可能是为方便管理劳改犯而设计成这样。后来农场改为知青农场,劳改犯迁走,知青接班住了进来。

刚到五分场那会儿,周围的一切在我们眼里都是新鲜的。拿吃饭来说,什么窝窝头、大碴子、小米粥之类,都是从未吃过的东西。劳动也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农田里,脱粒机隆隆作响,拖拉机来来往往,似乎充满了诗情画意。但是等新鲜劲儿一过,大家更多的还是体会到了农场生活的艰苦。

我们吃饭一开始实行的是供给制。开饭时,菜每人打一份,饭可以不够再添吃饱为止。现在想起来,那时候五分场的领导还是很照顾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小毛孩的,这样安排是为了尽量让我们吃饱吃好。可惜我们不懂事,并不领情。比如面粉做的馒头,在黑龙江属于细粮,难得一吃。连里费了很大的劲为我们改善伙食,但条件所限,做出来的馒头有点偏黑,口感不如杭州的馒头好,大家并不珍惜这样的馒头。

记得当时六分场的老三届知青钱小洪常到我们宿舍来玩,他有邻居在我们排里。有一次,他见我们馒头随便吃,就拿出一只书包,悄悄地装了一包带了回去,因为他们那里没有实行供给制,吃馒头要饭票买的。

每逢改善伙食时,除了外流,浪费也很大。有些人馒头拿多了,吃不下,就一块块掰下来打人玩。对方见了,也学样一块块掰下来回击。就这样打来打去,地上、炕头常常会有许多馒头块。刘连长见到这样的场面,自然是痛心疾首,批评我们浪费粮食。然而有些调皮捣蛋的人总是听不进去。

刘家柱连长是个老转业军人,而且有点文化。不知什么原因,他一直得不到升迁,所以平时不免有些不平和牢骚。刘连长对我们知青应该算是不错的,经常来宿舍转转关心我们,但一不小心还是发生了那场流血冲突。

那天傍晚,我们结束劳动回到宿舍,饥肠辘辘地拿上饭盆去食堂打饭。出乎意外的是,食堂的窗口只给每人发两只馒头和一盆菜。这是怎么回事?按惯例,我们胃口大的人馒头可以多要一两只,但炊事员说:从今天开始实行新规定,每人每餐只能吃两只馒头。

大家回到宿舍,边吃边议论纷纷:一天劳动这么辛苦,两只馒头怎么够吃?我们实行供给制的,怎么可以不让吃饱啊?说着说着,大家决定一起去食堂讲讲道理。

食堂大厅里,刘连长早就等在那里。当我们提意见,要求吃饱肚子时,他不紧不慢地说:“你们自己算算看,农场拨给你们每人每个月的口粮是32斤,分摊到一餐只能是4两。馒头一只是二两,正好是两只馒头一餐。”刘连长这么一说,大家七嘴八舌地与他争辩开了。有的说,一只馒头哪里有二两的?最多一两半。有的说,我的馒头特别小,顶多只有一两。刘连长不管这些,一口咬定:你们的口粮只能一餐吃4两。

食堂里聚集的男生越来越多,起码有三四十个。我们排的陈长新是上泗中学出来的知青,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有红卫兵好辩论的脾性,尖着嗓门据理力争:“为什么我们以前能吃饱,现在只能吃4两?”连长说:“以前你们吃的粮食大大超标了,现在才是正常的数量。”长新说:“我们实行供给制,就应该让我们吃饱为止!”连长说:“我是想让你们吃饱,但是你们不珍惜粮食,浪费太严重!”长新说:“浪费是个别现象,你不能因此不让我们大家吃饱饭!”……

长新和连长两人争得起劲,不过还是算在讲道理。还有几个人就开始骂骂咧咧地威胁说:“他妈的,饭吃不饱,老子要造反的噢!”旁边的人跟着帮腔起哄,食堂里乱成一片。

虽然我们知青觉得自己很有理,刘连长被围攻得焦头烂额,但他就是不松口,我们始终拿不到额外的馒头。我们的情绪越来越激动,不知谁起了个头,大家就唱起了《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这歌词非常切合我们当时的心情。响亮的歌声使食堂里的气氛紧张而热烈。

这时候,五分场的肖场长带着几个人来了。他矮小的个子,却很是威严,一来就大声喝斥:“吵什么吵?吵什么吵?谁在唱《国际歌》?要向共产党示威吗?”他这么上纲上线,大家顿时愣住了,食堂里寂静一片。

过了一会儿,长新斗胆喊起来:“我们要吃饭!”我们跟着七嘴八舌地呼应:“饭总要让我们吃饱吧,我们又不是奴隶!”肖场长见大家又反起来,指着长新喝道:“把他捆起来!”

跟肖场长一起来的五分场通讯员拿出一根绳子往长新脖子上一套,麻利地将长新的双手反背到身后,捆了起来。这捆人的方法很专业,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人已经捆好了。仔细一看,长新身后的两只拇指被紧紧地捆扎在一起,然后把拇指上的绳子与脖子后面的绳子一穿一拉,两只手一下子就吊得又高又紧。长新大叫:“凭什么捆我?凭什么捆我?”

肖场长说:“你们敢闹事,我就不客气!”这时,知青们都喊了起来:“不许打人!”“我们要吃饭!”“造反有理!”大家情绪很悲愤,有的人就去踢食堂的门,发泄极度的不满。《国际歌》声也再次响了起来,以示抗议。

因为抗议的人多,肖场长只能控制住长新,其他人在踢门他也没有办法。食堂的门被踢得摇摇晃晃,眼看就要破了。这时,食堂门突然打开了,里面冲出来一个炊事员,手里拿着一把大菜刀。这个炊事员也是我们这一批知青中的一员,叫沈长友。只见长友举刀向站在最前面踢门的金国强手上狠狠砍了下去。国强的手背上顿时翻起一大片白肉,过了一两秒钟才见鲜血涌出来。大家这一次吓傻了,没有想到还有这样凶狠的对手,一时楞在那里不知所措。

肖场长抓住时机厉声喝道:“谁再闹,统统给我捆起来!”此时知青们已经无心恋战,怕再闹闹出人命来。大家回过神来,有人赶紧去关心国强的手,帮他扼住手腕,送他去分场医务室包扎伤口。

领头的人抓的抓,砍的砍,其他人胆战心惊,心气一下散了。在排长们的劝说下,知青们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自己的宿舍去。长新则被肖场长押着去场部关禁闭,直到半夜才放回来。

这次冲突虽然以知青失败告终,但五分场的领导大概也总结了教训。不久之后,我们吃饭的供给制被取消了,改为每人发饭票,吃多吃少自己控制。而且每月的定量也增加到45斤左右。

现在回想起来,五分场最初对我们实行吃饭供给制是为照顾我们年纪小,自控能力差,怕我们前吃后空,到月底断了粮。但没有想到我们浪费粮食这么严重,以至于我们消耗的粮食远远超出了农场给予的定量指标。刘家柱连长采用数量控制的办法,一方面是为了平衡粮食供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教育我们不要浪费粮食。但他用的办法略显生硬,没有考虑到男生与女生之间胃口的差异等因素。肖场长原本习惯于管教劳改犯,在处理知青的问题时,经验不足,方法简单。当然,我们知青也头脑简单,带着浓厚的文革遗风,动不动喜欢采取一厢情愿的极端做法。正是这诸多因素凑在一起,才引发了这场流血冲突。好在事后五分场的领导及时调整了管理办法,双方的矛盾缓和了下来,事情也就过去了。

这次由馒头引发的流血冲突,可以说是我们这些初出茅庐刚走上社会的小青年遇到的第一次人生挫折。虽然挫折使我们充满了失败感,但经过这样的挫折后,我们多少懂得了一些现实社会的生存法则,明白了一些人与人应该怎样相处的道理。所以说,挫折并不一定是坏事,挫折往往能够使人更好地成长。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冲突也许称得上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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