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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杭州六部桥直街53号墙门史(二)   

2010-03-11 23:40:28|  分类: 怀旧性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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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居民

在五六十年代,六部桥直街53号这个墙门里,陆陆续续住进来了14户人家。楼下8户,楼上6户。每户人家居住的空间,按现在的标准来看,实在是很小很小的。我们家5口人,住在二楼当中一间,正好是一楼堂前的楼上。面积估算一下,大约是5米×6米,30个平方左右,这在墙门里已经算是比较大的了。

我们家搬到53号里来,是因为我的母亲马荣平是江城中学的老师。1954杭四初刚开办时,她从杭一中调过来任这所新学校的数学教研组组长。与她同样情况的教师还有一批,他们都需要安排家属宿舍。于是由房管处分配住房,六部桥直街53号有3户,55号有10余户,57号还有几户。这里就成了江城中学相对集中的教职员工家属区。

53号墙门里的住户,除了江城中学的3户教工家庭外,其他人家的身份就比较杂了。这里来介绍一下:

进墙门,天井右侧披间住的是柴家,有6口人。父亲有一外号叫“柴菩头”(杭州话指木柴根部),大家这样称呼他,不光是因为他姓柴,也有点暗示他脾气比较倔的意思。母亲是市政工程处的职工,每年到夏天戴一顶草帽,在街上给行道树打虫药,秋天时爬到树上锯树枝,给小时候的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柴家有4个儿子,分别叫文龙、金龙、宝龙、银龙。四条“龙”那时都是长身体的年纪,所以常听他们的父母在叫苦:粮票不够吃。

主楼一楼最西面的一个小房间,与柴家对门。这处房间黑咕隆冬的好象只有一个门,窗子都没有的。里面住的是一对夫妻,男的是一个工人,与邻居交流不多,父辈叫他“王同志”,很有时代感。女的有一个奇怪的名字:“老鼠”。

“王同志”家东邻的一家,房间也不大,房门正对着墙门,里面住的是两老夫妻。男的是老工人,有一顶“坏分子”的帽子,文革期间曾多次被拉出去批斗、游街。女的没有工作,靠给附近居民带小孩,赚点家用。

“坏分子”家的东面就是江城中学薛如聪老师的家了。她家的房间相对大一点,由原来的堂前改建而成。堂前原来的功能之一是过道,薛老师家隔堂前为住屋,东边仍然留出一条一米多宽的通道,供后面住户和楼上住户进出用。薛老师两夫妻,有两个女儿,叫青华、淑华;一个儿子,叫国华。

通道的东边还有一间房,住的是两位老人:“左爹爹”和“左奶奶”。后来左爹爹死了,左奶奶家来了一位小孙女做伴,叫小青。印象中,左奶奶有时要打孙女,小青哭声特别响亮,往往整个墙门都能听到。

左奶奶家的南面,住的也是一对老年夫妻,男的名字是陈寅生,大家叫他“陈先生”,是六部桥居民区的主任。女的大家叫她“陈师母”,脸上有较多出天花留下的麻子。他们有一个女儿,叫“陈建华”。陈寅生身为居民区主任,自然要管些邻里间的琐事,不过也只是琐事而已,大一点的事他管不了,别人也不听他的。

陈寅生家的门朝西,对着的是楼梯,而窗子外面已经是墙门后院的晒台了。一楼还有楼梯西面的两户人家,他们家的门朝南面开。一户的男主人是木匠,姓“许”,家里有一个老婆,还有两个女儿,叫“茶花”和“茶凤”。

另一户是最西边的一个房间,两夫妻大约30多岁,女的叫“唐莲芝”,丝厂工人;男的是闲林埠铁厂的工人,上班路比较远,一般一个星期回来一次。他们也有3个儿女,但房间却特别小。他们家的门前,就是后院西侧的集体厨房了。

53号二楼有6户人家。上二楼的楼梯是木质的,其实就贴着薛老师家的南墙板壁。从南面踏上楼梯,走四五级有一个小平台,向右转再走十几级就到了二楼。二楼的楼梯口在走廊的东侧。出楼梯口,首先一户人家住的是东北角,女主人大家称她“大姨娘”,大约50岁左右,是杭州海潮橡胶厂的女工。她的老公是嘉兴消防队的一名军人,平时不回家。他们家里有两个女儿,好象是领养的,大的叫“冯金萍”,小名“丽英”;小的叫“囡儿”。丽英文革时是新二届初中生,本来要到农村去插队落户的,她父亲动脑筋将她安排到嘉兴的农村,不久听说在嘉兴城里找了个工人早早地结婚了。

“大姨娘”家的南面有一个很小的房间,大约只有七八个平方,里面住着一名单身的“阿姨”。这位“阿姨”有点神经兮兮的,不知道她有没有工作,靠什么生活。

 “大姨娘”家的西面就是我们的家。我父亲李林是浙江日报的职工,在反右运动中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加上身体不好,长期在家赋闲。母亲在江城中学教书,是家里经济上、生活上的顶梁柱。加上两子一女,我们家是5口人。

我们家的西面是吕义满家。吕义满也是江城中学的老师,他的大儿子叫“吕伟建”,是我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吕义满的老婆、女儿和小儿子,六十年代初响应党的号召,把户口迁回到东阳农村的老家去了,一家人很长时间处于两地分居状态。

吕义满家西面的一小间,原来住的就是阿太。阿太死后,住进来的是“小姨娘”一家。小姨娘与前面所说的大姨娘是两姐妹。小姨娘是杭州利群烟厂的工人,她的丈夫叫“张克”,他们生了两个女儿,叫“建英”、“建文”。

小姨娘家南面的一个房间里,住的是一对退休工人,男的好象原来是杭州竹木藤器合作社的。大家叫他们“外公”、“外婆”。两个人整天笑眯眯的,对邻居十分和气。

上述人家虽然住进53号墙门有先有后,但基本上就是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在这个墙门里生活的主要居民了。

(五)生态

当年53号墙门里的住户,基本上属于社会中下层,是杭州城里最普通的居民。他们原来没有房子,现在由政府分配有了一间住房,这住房基本上就是一个蜗居的壳。他们的收入普遍不高,生活拮据,刚刚温饱,不可能有余钱来高消费。由此决定了每户人家的家里,家具配置都很简易。

象我们家里,五口人有三张床。第一张床是父母结婚后买的,木料是普通的柴木,床头板上有一些简单的花草图案装饰,算是比较正式的床;第二张床是后来人口增加添置的,准确地说,那其实只是一张棕绷,加两条长凳而已;再后来小孩长大了,不得不再增加一张小床,这次是向江城中学借来的。我们家向江城中学借的还有桌子、椅子、脸盆架子等等。最重要的家具——“玄照楼藏经”大立柜,产权也是属于江城中学的。此外,就是父母亲从老家带出来的几只箱子、一只粗笨的矮木柜了。

我父亲戴上右派帽子后,每月只拿生活费。母亲月工资是56元。全家生活精打细算,基本上只能达到温饱水平,不过这在墙门里已经算不错的了。周围的邻居,每家收入似乎都不高,又没有什么家底,都在紧巴巴地过日子。好在那时大家差不多贫穷,所以没有攀比,没有嫉妒,墙门里的气氛反而能够心平气和。

由于53号整个墙门是老式的私宅改成的大杂院,里面的生活设施很差。比如生活用水,整个墙门没有自来水,也没有水井。吃的水和用的水要到外面去取。我们几户教工家庭,可以到隔壁55号去取水。55号住的都是江城中学的家属,学校在55号的院子里装了一个公用的自来水龙头,我们53号的教工家庭也有权使用。其他邻居就必须到一百米外的六部桥直街东头街口的一个公共水龙头去挑。我从小的一个任务就是去55号拎水。开始是用一个小的直筒形的“铅桶”,后来则用大一点的上大下小圆锥形的“铅桶”。一桶水从55号拎出来,晃晃悠悠地经过六部桥直街,走进53号墙门,穿过天井、堂前,再上楼梯,把水倒进家门口的水缸,才算完成。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不过比到一百米外去挑水的邻居,已经轻松多了。

再说做饭,也是一件麻烦的事。墙门里一前一后有两处披间改作的集体厨房。我们家在后院晒台旁的那个披间厨房里,占据了一只柴灶和一只煤炉的位置,大约一米多宽。每次烧饭,都要先准备柴火,或者“生”煤炉。然后米、菜、水之类,要从楼上拿下去。洗菜有时在楼上进行,有时用水量大的话,就要拿到55号的水龙头去洗。饭菜烧好,要再拿到楼上去吃。所以,每次烧饭都是一项需要认真对付的工程,一个人还忙不过来。当时习惯了,倒也没有觉得不便,好象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

还有洗澡,房间里根本不可能有洗澡的设施。冬天时杭州还有“混堂”可去,那么到夏天怎么办呢?那时女人洗澡一般是在家里,用一只大号木盆(杭州人叫“脚盆”),装一盆水,旁边再放一铅桶清水,关起门来洗的。男人则是到水井旁,或者自来水龙头旁,穿着一条短裤,用水冲洗。相对来说,男人洗得痛快一点,但不太雅观,所以一些大人往往是在晚上人少时才这样去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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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号的楼上楼下原本没有设置下水道的,楼上住户多起来后,想了一个简易的办法:在二楼走廊的木栏杆外面用白铁皮装了一只漏斗,下面接一根水管,通到楼下的窨井里去,这样就可以从楼上倒生活污水了。对我们楼上的住房来说,这是一个很实用的发明。

生活垃圾中最难处理的应该算是大小便了。当时的房间不可能有厕所,整个墙门也没有厕所,人们每天的排泄物怎么处理呢?聪明的杭州先民设计了一个系统化的解决方案,到我们在53号生活的那个时代还在使用。那就是每家每户都使用一种木制的马桶(杭州人叫“马子”),大小便拉撒在马桶里。每天下午三四点钟,住户们可以把马桶搬到墙门口,聚成一圈,等待环卫处的粪车来倒粪。那种粪车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很有特色:两只木头轮子,颇象人力车,但车身是一只长方形的木头柜子,柜子顶上开一个方形的口子,粪便就往这里面倒。倒粪的工人把车拉到墙门口,一边喊:“倒马子嘞!”提醒居民把马桶拿出来;一边把已经排在门口的马桶一一拎起来,往粪车里倒,倒完后还要用一勺清水把马桶冲洗一下。住户下班后,会在天井里的窨井旁用一种竹丝做成的长长的“冼帚”“冼”马子,“冼”完的马子要晾晾干,再拿回家里去用。

粪车装满粪便后,又怎么办呢?那时就拉到河边(我们那里就是中河边),等一艘艘的粪船撑过来,直接将粪便卸到粪船上。河边设有专供粪车卸粪用的石槽,粪车木柜子后面的下端有一个小木门,把门一拉,整车的粪便就通过石槽直接落到船上了。粪船很简陋,就一只空荡荡的船身,上面没有遮的盖的。然后粪船就把粪便直接运往城外做肥料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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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那个年代的杭州人家里,脚盆和马桶是非常重要的用品。许多人家嫁女儿,嫁妆里少不了这两样东西。我1983年结婚的时候,妻子家送过来的陪嫁产里,就有一只马桶和两只脚盆。其实当时我们已经住在有卫生间的新式住宅里了,脚盆和马桶已经没有用了,但丈母娘说:这叫“子孙桶”,不能不要的。后来这两样崭新的陪嫁物品,一直塞在我们的床底下,没有机会使用,直到搬了两次家,才不好意思将它们扔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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